唯才是举，或唯才是用，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提拔或推荐。
古时的政治理论家赵蕤曾经在《长短经》中说到“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刘备三往隆中之志，人才可得，事业可成”。现今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但对于什么是人才，其标准应该如何勘定，儒法两家争论了上千年，迄今为止，亦无定论。笔者以浅薄的资质、驽钝的才华，自然也不敢对“何为人才”妄下断论，唯有追述古人，浅议一二。
三国时期的杰出诗人、王佐之才——曹操曾在《推恩令》中说“有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然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曹操起于寒族之家，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又加上生逢乱世，为了重修宇内、整饬朝纲，故此他的用人之道很大一部分继承了法家的衣钵。“唯才是举”其实也是推衍自“七术”中的“恃术不恃信”，即大力肯定荀子的“性恶论”，认为臣子的利益从本质上讲，跟他们这些帝王将相是相冲突、甚至是对立的。于是，他便提倡完善制度、修缮法规，提高领导艺术，以驾驭和操控下属。也正因为曹操寄希望于“体制约束”的思想，促成了他用人不拘一格的特征。
相比之下，文子对人才的标准近乎择贤选圣，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亦即是说国家的兴废之道，全在人治，主张通过为政者“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子帅以正，则孰敢不正”的表率作用来引导属下修德律己，以达到政兴人和、国泰民安的境地。
因此在人才的勘定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唯才是举”和“德才兼备”。对于这二者的优劣长短，历来为史学家争论不休。北宋时期被誉为“诗中弥勒”的黄庭坚就曾大唱:“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的颂歌，力推圣朝“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近代学者张理先教授则引用《黄石公》中的言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献其计;勇者尽其所能;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避其死，始为天下王矣”，认为一个人要成就惊人的艺业，难免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成为其中的领导核心，就要建立体制和把握权术。依笔者看来，双方所言各有道理，单单依靠修德律己的理念来制约下属，的确容易造成基层官员的平庸化和厚黑化，形成庸才或厚黑之人把持大权，“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怪圈;而过分强调“唯才是举”则会给品行不端、善弄阴谋的人以要求晋升的借口。实在令人进退维谷!
谚曰:“古有骅骝，令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可见，在自然界中，就连马匹的外形、菜肴的味道都参差不齐，又怎么能够要求人的德行完美无暇呢?非要等到大智大贤如姜子牙、伊尹之流出现，才去礼贤下士并使用他们，不也太虚无缥缈了吗?
《人物志》中说到:“一、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意思是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
“二、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刿，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意思是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
“三、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屈也]。”意思是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
“四、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意思是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
“五、强楷坚劲，用在桢杆，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意思是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
“六、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辨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词之浮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意思是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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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辩论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权力攘夺固然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个时代有残酷、有杀戮，也有热情、有声音。嵇康临刑，还抚奏了一曲《广陵散》。
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范缜出现了，并写下了驳斥佛教的《神灭论》。毕生向往佛门、多次舍身出家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双方都是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范缜以一己之身与当时的皇帝口舌相争，不可谓不勇敢。而之所以这样，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范缜的勇敢是倚仗于梁武帝的大度，这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知，在当时能形成我国历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渊源。
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魏武帝曹操。
曹操其人，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是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被涂上的白脸，层层复复厚几许，要想剥掉难上难。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操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郭沫若1959年写过《替曹操翻案》；早在他之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著名文章里，就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他把曹操比作“旷世枭雄”，并说读史的人总是批评曹操使诈使贪的道德过失，却不知此人“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这个“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得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间接连颁布的3道诏令。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示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于出人意外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之所以颁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打破陈规的作用自必可观。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但最终毕竟酿成汉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陈寅恪先生所谓曹操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就是在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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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三国演义》，《三国志》的历史爱好者，或是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对曹操非常熟悉，他就是东汉末年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当然曹操还在的时候，确切地说，我们不能称其为三国，毕竟曹操还是汉朝的官，官至丞相，也就是汉朝的大管家，皇帝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虽然东汉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但是汉献帝为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针增加了不少人气，也就有了剿灭各路诸侯的理由和旗帜，并且吸引了各路人才，我们一起看看初期东汉末年的割据态势来感受曹操的唯才是举。
最早的时候割据势力远不止后来的三国鼎立, 东汉末年那时的天下被分为十三个州包括：司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凉州，并州，冀州，幽州，扬州，荆州，益州，交州。每个都有豪强割据。
各方势力彼此互相交战，百姓生活自然苦不堪言，当时袁绍先占据了冀青并幽四州，司州在董卓被杀后由其部属李傕、郭汜等控制凉州有马腾马超父子以及韩遂，益州汉中郡有张鲁，益州有刘焉，刘璋父子，荆州有刘表，扬州九江郡有袁术，扬州六郡有孙策孙权兄弟，士燮（xiè）占据交州后来归附孙权，徐州有陶谦，后被吕布占领，而曹操先后平定兖州，豫州，因李傕、郭汜的火拼，汉献帝从长安东归，下诏让各路诸侯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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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下《求贤令》，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以此作为他的用人准则。其实曹操在这以前早就反对以门第和德行作为选官标准。公元203年(建安八年)，他发布了《论吏士行能令》，批判了选官重“德行”不问“功能”的议论，而提出“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用人标准。
继210年提出“唯才是举”政策后，于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更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在令中甚至提出对那些虽“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要尽皆举荐，“勿有所遗”。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有重大进步作用。(1)打破了东汉以来世家大族把持政权，垄断仕途的局面。
曹操虽笼络了一些豪强大族势力，但他却又奉行打击豪强大族的政策，“重豪强兼并之法”。“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是他整个打击豪强大族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一方面“唯才是举”，另一方面还杀掉了一些大族名士派，如孔融、杨修、魏讽等人。“唯才是举”政策对世族在政治上是一个严重打击。(2)扩大了曹操统治集团的范围，增强了曹操政权的基础。
在“唯才是举”政策下，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分子被吸收到曹操政权中去。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一大批中小地主有才能之士加入曹操集团，这对于刷新吏治，是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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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和魏国的奠基者曹操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这两人都是一时人杰，然而遗憾的是诸葛亮最后追随了刘备而不是曹操，那么一向以唯才是举而闻名三国的大枭雄曹操为什么会错过诸葛亮呢?而且当时诸葛亮有“卧龙”之称，“凤雏卧龙，得一人则安天下”，曹操为什么忽视了诸葛亮的存在呢?
其实我们说这也不怪曹操忽视了诸葛亮的存在，首先诸葛亮的这个“卧龙”称号在当时其实并没有那么响亮。诸葛亮的这个称号仅仅是在他周围熟识他的人对诸葛亮的能力的认同。诸葛亮在当时的名气和同一时期的名噪天下的人物如：曹操身边的荀彧程昱等人，东吴孙权手下的周瑜张昭等人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面。我们在看一下诸葛亮当时的年纪不过二十几岁躬耕在隆中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诸葛亮当时就在荆州牧刘表的眼皮底子下，刘表都没注意到诸葛亮有什么才华值得重用，更何况当时远在北方的曹操。
上面我们说了诸葛亮卧龙的名气在当时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曹操很可能就没听说过诸葛亮这个人物。即使曹操听说过，那么曹操的用人态度和刘备是很不同的，他是不会亲自请诸葛亮出山的。因为当时的曹操已经占据了北方半壁江山手下谋士如云，而且这些谋士都是主动追随曹操的，没有说哪个人是曹操亲自请了几次才请来的。刘备为何和曹操做事不同呢?一方面是两人的性格差距很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刘备没有曹操那么“财大气粗”。当时的刘备寄生于荆州牧刘表之下，只有新野一个弹丸之地，身边的文臣武将屈指可数。因此刘备得知诸葛亮隐居于隆中之后能屈身前往请其出山。如果换做当时曹操在荆州，以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肯定也会征召诸葛亮出山为官，但不会亲自前去，也不会对诸葛亮委以重任。因为曹操身边谋士在但是几乎是三国全明星阵容，即使诸葛亮前来效力曹操在当时也很难超越荀彧 程昱 贾诩等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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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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