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时1963年获大赦，时年57岁。同年与小他十岁的画家李念书女士结婚，此后杜建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1978年后，杜先生当选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港、澳、台工作组组长。同时还当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尽管他已近古稀之年，而且体弱多病，仍积极、热情、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为征集文史资料，杜建时向北京及全国各地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函数百封，有时还登门约稿。一次他到包尔汉老人家中约稿，老人非常高兴地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老人也没答应写。杜建时却十分幽默地说：“征集文史稿，有如产科医护人员助产接生，不到时候不能强求分娩的，一定要等到瓜熟蒂落，呱呱坠地。不问是男是女，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献出的宝贝。”一次向孙越崎老先生征稿，孙老没在家，杜建时跟孙老夫人谈，请孙老夫人将有关内容—一记下。回政协后有人担心这篇稿八成约不来，杜建时又风趣地说：“征稿有如到庙里烧香凡能提供稿的菩萨我们都把香烧到了，礼多神不怪呀！”几天后果真收到了孙越崎老先生的来稿，杜建时对大家说：“这是烧到观音菩萨面前那炷香灵验了。”
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定，为其摘掉“战犯”帽子。
杜建时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十分欣慰，奋笔疾书，广泛联系海内外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达四十多人。他连续在香港《镜报》上发表文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艰难谈判中，对其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确凿的证据，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项献。
杜建时十分关心家乡建设，帮助乡镇企业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积极支持地方政协工作。武清县拟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他欣然为选辑题写书名，并让老伴设计封面。
1989年11月7日，杜建时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临终前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介绍杜建时生平时，称杜建时为同志，称赞他是爱国人士。并说：杜建时同志这种爱国精神，老而弥笃，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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