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以及蒋介石政府制定的铁壁合围层层推进的战略，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原本纵横近千里的苏区被急剧压缩到三百余里。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临时中央被迫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震惊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而在此之前三个多月，中央苏区就已经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挺进。这支部队，就是后来被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当时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主要有两个：
1）宣传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为此，中央苏区印刷了160万份的抗日宣传品。
2）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响应当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支援和发展当地的革命局面。
其实，当时由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目的。就是企图让红七军团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最好是能吸引和调动一批本来用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即将开始的长征。再说简单点，就是让红七军团去吸引敌人火力方便自己突围的。
本来呢，为了革命，大家都是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摊开了说也没什么，我人民军队也从来都不缺这种英雄部队。可惜王明等人就是心里有鬼，不敢直说，这就让人有点鄙视了。
第七军团接到这种任务，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的，比较客观的有两点：
1）第七军团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军团，虽然也接受了一些战争历练，但和林副帅的红一军团，彭老总的红三军团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当时全军团一共六千多人，战斗人员四千多人，手头的枪械却不到1300支，许多战士背的还是梭镖。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导致部队实力难以有效发挥。
2）因为此次行动，兼有宣传抗日的任务，光是中央苏区交付给红七军团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多担，再加上其余后勤物资，总共五百多担。庞大的后勤负荷，导致部队行动笨重，不能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
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其实还有关于军团人事领导上的主观因素，也限制了红七军团的实力。
军团长寻淮洲，1912年出生于湖南浏阳，跟着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又上了井冈山。1933年，21岁的寻淮洲当上了红七军团的军团长，而党内非常著名的少年名将林彪当上军团长的时候也已经23岁了。
从寻淮洲的履历来看，他和主席应该关系匪浅。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当上军团长，说明主席信得过他的军事能力。事实上，从当时担任军团参谋长，未来的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回忆录来看，他也是很钦佩寻淮洲的指挥能力的。
然而，当时的左倾主义领导者，对主席的爱将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然是军团长，却并没有实权。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是由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政委乐少华掌握的。
曾洪易胆子比较小，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一直悲观动摇，后来甚至投敌叛变了。而乐少华本人就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他既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又凶狠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经常拿“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来压人。偏偏红军部队里，政治委员才具有最后决定权。
非战斗人员多，武器少，负担重，军团领导还不那么和谐，红七军团的北上之路，走得非常艰辛。
1934年10月下旬，红七军团进入由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闽浙赣苏区。11月4日，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
军团长由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担任，军团政委还是乐少华，寻淮洲则任由红七军团改编而成的第十九师师长。
1934年12月14日，红十军团和国民党追军，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在谭家桥爆发激烈战斗。在战斗中，寻淮洲亲自己带队夺取制高点，却不小心身负重伤，在接下来的转移途中不幸牺牲。
谭家桥战斗失败之后，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直没能摆脱敌军的袭扰。1935年1月下旬，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红十军团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其中包括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方志敏，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同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英勇就义。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大将不愧是粟裕大将，在这种时候，居然还能带着八百多人突围而出，并在之后组建挺进师，进入浙江打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多年之后，粟裕在向叶剑英、朱德两位同志了解情况后，知道当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集团派出红七军团是希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以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对于此事，粟裕评价为“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显然，粟裕不认为在当初中央红军八万主力都快保不住的时候，红七军团的六千人马能让蒋介石放松围剿，王明领导的临时中央，根本就不懂军事，乱出牌。
其实，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毛主席也曾提议派一支部队到国民党的腹心地区扰乱。不过那是因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主席当时的意思是派一支部队策应他们，所谓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只可惜临时中央拒绝采纳毛主席的计策。七个月后，福建事变早已平息，再想学毛主席的北上主张，又怎么能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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