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难得的独特文字。这是一篇聚讼纷纭的文字。它甚至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笔墨官司和身后之辱。如今，历史已公正地对待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贡献了，更有不少人在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探究着他平生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多余的话》。各种解读，各有其是。在我看来，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是这篇文字的价值所在。在《多余的话》的开篇，瞿秋白引《诗经》上的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寥寥十五字，却无疑是作者此际整个心态的凝缩和表露：作为一个超越了生死的人，他在告别这个世界前纷萦的思绪，他在回顾一生时深沉的感慨，以及他在晚期（不好说“晚年”，因为他这时才36岁啊）的经历和思索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深刻的悲剧情怀。他最后对于这个他已一无所求的世界所要诉说的，只是他这一种“心忧”———如果说他还有所求的话，似乎也就是这个了：也许有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和它背后的复杂意义。毋庸讳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写《多余的话》时的瞿秋白，对死已无所惧怕……瞿秋白这时的心态中，是否有他自己所常说的那种“软弱”、“颓唐”、“文人积习”、“绅士情感”所带来的消沉、低回的意绪？不能说没有。但，恐怕也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这种苛评。在《多余的话》的《代序》中，他也说到“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我们不能把这仅仅理解为他在特定境遇下的内心消沉。实际上，这种“自我分析”，自我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真诚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性格和思想特点，这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思考探索的生命历程。他的性格，使他从来就不具有豪情激扬、慷慨悲歌的气势和壮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自我解剖、反省，在体验、怀旧、徘徊……低回的情绪中寻找一条心灵的道路———在这中间，给他力量的始终是“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绝对负责任”的这样一种认定。在这种自省、思考中，他有过低沉，又一次次从低沉中振作奋起，从而走上了“饿乡”之路，从而明确了“担一份中咐圆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的使命。这是这位文人、“书生革命家”的独特的性格和心路历程。与其说这是“文人积习”和“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最终，是在这种思考基础上对历史的承诺与献身。不是说瞿秋白的性格中没有软弱、懦怯的一面……“……我就衡行塌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4年中间，我似乎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是的，结束了，结束于所谓的“党内斗争”使革命的理想和道德的纯洁受到玷污践踏而在他心中失落沦丧之时，结束在各种阴谋和权争扭曲着人格，造就着党内的“十足的市侩”之时。而瞿秋白，虽带郑然在表面上总是服从了，不断的“承认错误”、“停止怀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屈服，没有认同，间或还要说出一句“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是瞿秋白正直文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为了政治利益而完全背弃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内心真诚的卑劣政客和异化的“政治动物”———虽然在那种“党内斗争的黑幕”下，这种“政治动物”确实已培养出了不少：王明、张国焘、康生……从斯大林在苏共的“清党” ……（载自《随笔》）责编 小新详细内容请参阅《银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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