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诞生于“文革”前夕，这一点看似偶然，而实际上却恰是最富历史意味的一刻，它仿佛为“十七年”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可堪回味的句号。 《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歌舞剧，1965年被搬上银幕。音乐、舞蹈工作人员共三千多人联合创作演出。以《葵花向庆敏太阳》（序曲）、《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等七个段落，刻画了中国人民反帝、抗日、内战至新中国成立的过程。 歌舞剧《东方红》率先诞生 1964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中需要一些重点节目。7月13日，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到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剧《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看罢此剧，周恩来受到启发，下决心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周恩来表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一开始有人主张用音乐会的形式，后来周恩来建议是否能搞歌舞会，这样更贴近群众，更容易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7月18日决意提出，7月底晚会开始启动，这意味着仅仅50天的时间就要弄出一台大型晚会。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导演周巍峙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而且参考了国外的概念后又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晚会还冠以了“音乐舞蹈史诗”的名称。 周恩来亲自在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聚集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作曲家和歌唱家，综合歌曲、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了从帝国主义侵华，中国誉裤共产党成立誉虚枝，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 将歌舞剧搬上银幕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同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起承担拍摄该电影的任务。为此周恩来特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电影艺术家座谈会，讨论怎样把舞台演出搬到银幕上。“要让观众像坐在大会堂里看《东方红》演出一样”被当作拍这部电影的总体要求。 在实际拍摄工作中，有些舞台演出的特点在拍电影时都成了特大难点。比如，原来大歌舞全部演出的幻灯背景，是由200多个小幻灯同时投影到天幕上，组成大约800平方米整幅巨大的，可以有简单动作（如流水、飞云、光芒等）的画面———几乎同电影的切换镜头差不多，有很好的艺术效果。但在拍电影时，幻灯背景的亮度不够，而如果把强烈的电影灯光打到台上，幻灯背景就成了白茫茫一片，拍摄陷入困境。 后来经周恩来批示，剧组从上海借来全国著名的制灯专家蔡祖泉同志到《东方红》摄制组工作，用提高幻灯背景亮度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另外，周恩来又交代外贸部的林海云用外汇在国外购买伊斯曼彩色胶片，以保证电影的拍摄质量。 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摄制组仅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全部拍摄完毕《东方红》一部彩色宽银幕和一部彩色普通银幕两部电影的所有镜头。到1965年9月，周恩来再次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亲自审查了《东方红》，这部电影终告完成。 文字出处：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整理：本报记者刘晋锋 回眸 《东方红》剧组四十年后再聚首 今年是《东方红》诞生四十周年，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剧组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找寻当年参与舞蹈史诗创作和演出的人们，期望3000多人重新聚首。当晚有200多位主要的演职员汇聚一堂，所有的话题都随着“东方红”展开。 革命夫妻导演周巍峙与演员王昆 导演周巍峙戏称自己是《东方红》的“打杂儿”，理由是剧组里大小所有的事务都归他管。当年，周巍峙经历了《东方红》剧组从创意到雏形到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当王昆和周巍峙同坐在台上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知晓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周巍峙率先表态，选角儿依赖实力，当年妻子参与演出并没有“走后门”。王昆说，当时两人相见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他总是晚归，她总是早起，两人或许会在清晨打个照面。 郭兰英的谦和 面对几百位当年《东方红》的战友，郭兰英在简短的十几分钟采访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说了，没时间了，留给他们吧。”她甚至把自己在歌舞会上演唱的《南泥湾》的功劳也推掉，解释说自己并不是首演，之前在延安已经有了合唱。此外，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开场“三鞠躬”。嗓音甜美的郭兰英留给观众的是另一种谦和的作风。 贾世骏唱出了伟人的感觉 贾世骏当年在剧中演唱的是《长征》，只善歌唱、不善表演的他由于动作的不协调在舞台上闹过很多笑话。好在贾世骏进步飞快，最后的舞台效果超出想像，贾世骏感受最深的还是剧作体现的精神。演出之后有导演找到贾世骏商量能否出演毛泽东。他婉言回绝，理由是：第一演技不好；第二演唱者的形象在观众中已普遍被接受，突然以伟人形象出现，观众会不适应。 文字资料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 评价 电影的一个特殊品种 电影评论家罗艺军评价《东方红》 对于《东方红》这部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音乐歌舞史诗”，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有一些独到的看法：这部电影产生于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它采用歌舞的形式，把过去流行的歌曲串起来，属于电影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应该说它在艺术上有一定的创新，而影片中的革命激情也有可取之处。 因为它是把一部成型的舞台剧搬上银幕，电影导演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作，但它在镜头运用方面还算细致。这部电影的局限之处在于，它所反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电影笔记 动容于被贬低和压抑已久的艺术尊严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相信大多不会忘记一部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歌舞史诗电影和片头那首雄浑而辉煌的同名乐章。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部电影和《东方红》的旋律早已远远超越了它们自身的存在，而被沧桑的岁月和急遽变幻的时空沉淀为一段关乎我们这个民族和她的每一个体的某种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这记忆不是漂浮于人们大脑皮层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视听表象，而更像是一道被烈火与青铜所铸就的历史铭文，深深地镌刻进我们的肌肤和血液，交融于我们的骨肉和灵魂。它就像童年某个清冽的早晨，在人们耳畔奏响的一首辽远而明朗的晨曲，与那些写满了虔诚的笃信和炽热憧憬的纯真年华紧紧缠绕在一起，让人咀之而低回，嚼之而沉湎。 记得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岁月里，被尘封了10年之久的影片《东方红》，在一块块陈旧得有些泛黄的银幕上重新闪烁显影的时候，郭兰英那一曲《南泥湾》曾使无数巾帼须眉为之泪洒沾襟。或许人们并不是仅仅感怀于这首久违了的优美的民歌，而是动容于一种被贬低与压抑已久的艺术精髓与艺术尊严的蹒跚复归。那些历经时代的锤炼和汰选而屹立不倒的音乐歌舞经典，曾经与它们的演绎者一道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一去十余载，生死两茫茫。一个怀疑与否定美的年代，最终必遭人们的否定与唾弃，而那些美的创造者、传播者与欣赏者，却总是能够披沥风霜，傲视冰雪，即使辗转成泥，也依旧芬芳如故。正是由此，“文革”阴霾初散之际，包括《东方红》在内的一批旧片才得以重见天日。 影片《东方红》具有宏富阔大的篇章架构和沉郁激荡的叙事品貌，不仅源于它包蕴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革命音乐舞蹈的累累硕果，同时，亦源自它荟萃了从军队到地方16个专业文艺团体共计3000多名新中国优秀艺术家的珠玑精华。尤其值得今人唏嘘称道的是，这部尊为史诗的文艺巨片，在创作、排练与拍摄的过程当中，并未因“诗”而废“史”，而是以一种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准确把握了“诗”与“史”的审美表现关系，以“诗”证“史”，“诗”、“史”互见，从而使影片既准确深刻地传达出一份厚重而苍凉的历史追怀感，又抒发了作为胜利者对于自身辉煌业绩的欢欣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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