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率部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捷后，日寇第11军元气大伤，从1942年1月算起大概两年半的时间里，再无力南犯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有点飘，而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则有点闲，闲了就无聊，无聊就生事，吴参谋长写了一篇《论亚洲战场的重要性》的文章，呈报给重庆军事委员会“御览”。老蒋其实并没有认真看，但是为了鼓励将领们在战略上多思考，还是在文章上批字简单鼓励了两句，这下子中将参谋长吴逸志也有点飘了。
吴逸志的这篇论文，还附带了一份加强亚洲战场联合作战的具体方案，其中有中国军队应在闽浙沿海（第三战区）增加兵力开辟新战场，同时派出五到十个师的精锐部队投入到太平洋战场，配合美军对日作战云云，多少有点异想天开的意思。接到老蒋的鼓励后，吴逸志大为兴奋，恰好他有个表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于是再通过表弟把文章和方案转给了美方，还真就辗转到了罗斯福手里。
罗老总统跟老蒋的态度差不多，作为军队统帅，对下面人勤于思考的习惯总要勉慰的，哪怕思考出来的东西未必可行，尤其是中国战场上的重要将领来信那更得客气客气，所以也回了封短信，言及会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研究，其实这都是客套的官话。但是吴参谋长当真了，美国总统的亲自复信让他大为兴奋，立即将此事电告老蒋，心想一份通令嘉奖或者一枚勋章是跑不掉了，这事多给老蒋长脸呐？
结果吴逸志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老蒋在电文上的批示是：“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这事真不赖老蒋，吴逸志确实是不懂政治的自作自受，老蒋最忌讳中国军队的将领私下与美方接触和交流，比如后来的孙立人比吴逸志权柄声望大上许多，也是因此失去信任的。接到军法执行总监部的通知后，薛岳又好气又好笑，只能出面跟重庆方面斡旋，一番操作下来，吴逸志总算免了牢狱之灾，但是战区参谋长兼干训团教育长是肯定干不成了。
最终的结果是吴逸志被免职，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闲职，不得不离开长沙赴重庆上班，这是1943年12月的事情，次年10月间，再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将官班进修。不过吴逸志也算是因祸得福，因为仅仅半年之后，薛岳走麦城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就爆发了，日本人纠集了十个师团20余万人的兵力发起“一号作战”湖南段的作战，如此空前规模的敌人，再加上薛岳的渐次骄狂，第九战区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吴参谋长被拿下后，原战区司令部的参谋处长赵子立少将递补，于1943年12月底被任命为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职务军衔），相比较于保定六期的吴逸志，赵子立的资历可是差了许多，他仅仅是黄埔六期生，戴笠、廖耀湘等小字辈的同窗。赵子立之前也不是跟薛岳混的，而是关麟征第52军的作战参谋，1938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才分配到薛岳的第一兵团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作战科长。
赵子立是有些军事才华的，早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作战中（万家岭大捷就是此间）就初露锋芒，期间首先指出兵团司令部对俞济时的74军使用不当，然后建议抽调兵力组成二线预备队，并力主拒绝老蒋调走两个军的命令，最后又果断提出抽调32军和66军参加万家岭围歼战役。这让薛岳对其刮目相看，遂连续提拔为副参谋处长、参谋处长，如今吴逸志去职，又被薛岳保举为战区参谋长。
然而赵子立与薛岳的关系，却与职务晋升恰好相反，一路在下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他跟薛岳没有吴逸志那般的私人情谊。吴逸志跟薛岳那是“哥们加老部下”，从加入粤军追随孙中山开始，吴逸志就一直在薛岳的手下，“粤军三剑客”分别担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时，吴逸志就是薛岳第一营的连长，同是广东人同是保定生，两人关系自然非比寻常。
“老虎仔”薛岳是个挺狂的人，尤其是位高权重以后，除了老蒋和陈诚之外，他几乎谁的面子都不怎么给，连理论上有权指导第九战区作战的桂林行营主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都根本指挥不动他。在作战指挥中，薛岳向来比较喜欢积极主动地攻击，但是也养成了独断专行的风格，所以当他的首席军事幕僚，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也只有吴逸志这样的老兄弟、老朋友，薛岳才顾忌几分给予一定的尊重。
可惜赵子立不是，黄埔毕业生跟保定军校生差着辈份呢，比如吴逸志跟薛岳同庚，到1944年都已经年近五旬（1896年生人），而黄埔少壮派的赵子立年仅36岁，并且还是北方的河南人，方方面面都跟薛岳不在一个频道上。赵子立担任参谋军官时间较长，行事周密小心，更比较融入黄埔生的系统，与桀骜不驯的薛岳根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实际上到抗战后期，薛岳是很有政治野心的，并不喜欢老蒋的黄埔嫡系。
另外一个问题则涉及官场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了，当赵子立仅仅是一个参谋或者参谋处长，对作战指挥只有建议的资格时，薛岳会以欣赏的眼光去有选择的倾听和接纳，所以两人之前的关系尚可。然而当赵子立一跃成为战区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时，那是具有一定的军事决策权的，这就影响到了薛岳的独断专行，再加上赵参谋长不太附合的性格，薛岳是越看越不顺眼。
两人的矛盾集中爆发于1944年5月，彼时各方情报显示日军必然要有大的动作，赵子立判断鬼子的这次进攻不比寻常，以第九战区的现有兵力恐怕不足以应对，应当尽速报告重庆并请求增援（第九战区的兵力在1944年有很大削弱）。可惜薛岳不相信日本人在1944年还有什么能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并且对自己的“天炉战法”又过度自信，根本听不进赵子立的意见，还训斥小赵：
“你职位越高，越没有胆气了，还记得武汉会战的时候吗？你不是这样的，在第九战区，敌寇进攻是常态，但为什么过去两年他们没有进攻？前年他们主要打第三战区（浙赣会战），去年一年都在打第六战区（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不能说全赖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威慑，但敌军胆怯亦是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军以不变应万变，其奈长沙何”？
赵子立试图解释和劝说道，目前战区的野战兵力仅有60个团，情况与两年前大不相同，一旦日军以大军来袭，势必无法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因此着重指出，应该问重庆多要一些能战的部队，同时应该把决战地点后移，改在衡阳附近最妥。在薛岳看来，这就等于是在教他怎么打仗了，并且冒犯了他的军事权威，犟脾气上来甩下一句“想要援兵你自己要吧”，拂袖而去。
赵子立知道已经劝不动薛岳，只能尽量挽回和自保，于是通过王耀武联系到了侍一处主任林蔚，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然而在重庆当局来回的扯皮之下，第九战区最终也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当日酋横山勇以“反天炉战法”加强两翼杀来时，第九战区前线部队纷纷溃败，长沙瞬间成为一座危城。到1944年6月14日，第四次长沙会战败局已定，薛岳决定将岳麓山战区指挥所撤往耒阳，临走前对赵子立说：“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这就是把小赵给撇下了，两个人关系的恶化程度可见一斑，留是留下来了，却又没有明令赵子立全权指挥长沙守军，这更是有些奇葩。当赵子立发现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的防御部署大有问题时，曾经要求张军长变更部署，结果张德能两眼一翻说是薛长官的交代，赵子立怒气冲冲要通薛岳的电话问：“我在这里是否指挥第四军”？薛岳回答：“你不要指挥它”，赵子立越听越糊涂，说那我在这里有什么用，不如也去耒阳吧。
薛岳却说：“你留在那里联络”，赵子立气个半死，我一个堂堂战区参谋长搞什么联络，那何不派个联络参谋就好了？薛岳根本没搭理他就挂了电话。在张德能以主力守城区而非岳麓山的错误部署下，坚守了近七年之久的长沙城，仅仅一天即被日军攻陷，第四军也完全溃败。长沙城破后，赵子立迅速赶到桂林，向白崇禧汇报了前因后果，同时还有王耀武等证明人，因此战后追责时，张德能被审判枪决，而赵子立免除了责任。
老蒋的手令是：：“赵参谋长即未负实际指挥责任，应毋置议”，最后处理结果是免职，然后保送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学习，也就是说，长衡会战失利后，赵子立便离开了第九战区和薛岳身边，到陆大学习去者，两个人的交集和矛盾就此告一段落。由于这次经历，赵子立逐渐跟白崇禧越走越近，解放战争后期成为第127军军长，隶属于华中剿总的作战序列，但是他又不是桂系的班底，所以也得不到真正的信任。
1949年12月26日，第127军军长兼第2路绥靖总指挥赵子立，在四川巴中宣布起义，后来成为全国政协的委员和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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