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80后、90后的童年，是港剧、是TVB，那时候大家都喜欢模仿港剧的情节，给自己画上一张“证件”，逢人就要掏出来说“香港皇家警察”。后来，“香港皇家警察”变成了“香港警察”、变成了“ICAC”，再后来，我们就长大了，不再喜欢假装掏出证件的游戏，但是港警和ICAC却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每每提到ICAC、聊到廉政公署，我们想到的总是“高薪养廉”，可也似乎很少去深究，香港的“廉洁”到底是高薪“养”出来的，还是靠严格完善的制度保障的。
高薪养廉，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可能也并非会与想象中一样顺利，毕竟我们的老祖宗在千年前已经尝试过，而且还失败了。
2014年，在讨论“高薪养廉”问题是时，二月河表示：“宋代公务员工资很高，但宋代官员却十分腐败。”
· 宋代，高薪养廉的尝试
宋代，与其他各朝各代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很大突破的，例如在宋代人们重视司法的程序正义，又例如在宋代，人们尝试过“高薪养廉”。
宋太祖在开宝年间就曾提出：“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大概就是说与其花很多钱来养一堆“可有可无”的公务员，不如少设些官职、给官员增加薪水。
宋太宗则表示：“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从这就可以看出，在宋代皇帝心中，高薪养廉是十分重要的，因而从太祖到徽宗，宋代的皇帝们都坚持给百官“加薪”以“养廉”。
不仅皇帝这么认为，宋代一些官员也是支持高薪养廉的观点的，范仲淹、王安石，都是高薪养廉的支持者，也都曾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过高薪养廉的措施。
王安石
在这样从上到下的支持下，宋代官员的工资，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根据《宋历·职官志》的记载，宋代宰相、枢密使等国家高级干部一个月的俸禄是“三百千”，也就是300贯钱。
这个收入可能听起来有些抽象，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包拯——根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在当官最大的时候，共有三个职务：龙图阁大学士、尚书省右司郎和权知开封府事，光是“龙图阁大学士”的俸禄就有138贯/月，折合成现代的购买力，大约是12万元/月。
除了300贯的工资之外，高官们还有不少福利待遇，基本上就可以算是“隐性收入”了，这些隐性收入包括换季时朝廷会发绫罗20匹、绢布30匹、棉花100两，还有每年1200石的禄粟。
地方官的待遇虽然肯定没有京官高，但是也可以说是收入不菲了。一个有万户人口以上的大县的县官，每月的基本工资是20贯，小县县官的工资是12贯，除此之外，每年的禄粟是60石，外加茶叶、酒水、柴火、喂马的草料和随身小厮的各类衣食补贴，加起来收入应该也是十分可观的。
而且在宋代，官员们不仅能获得工资和这些福利待遇的隐性收入，还能领取国家发放的“公用钱”。所谓“公用钱”，就是指朝廷发给官员们，让他们在互相“因公走动”时用作招待应酬所用的钱财，而且不封顶、不限时、用完了朝廷还会再给。在宋代，一个节度使可以一次领取2万贯公用钱，用作公务招待，这可是一笔巨款了。
另外，虽然“官吏”不分家，但是在宋代“官”与“吏”的收入差别还是挺大的，吏更像是临时工，工资待遇不是由朝廷发放的，而是由官员自行解决的，因而经常有公吏盘剥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为了避免此种现象，王安石在变法中还推行了“吏禄”，让他们也能吃上皇粮，希望能以此减少公吏贪赃枉法的行为。
应该说，宋代的“高薪”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官员的薪水也一直非常高，但宋代非但没有养成廉，还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好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 制度不合理，执法不严格
要说起来，宋代在在建国初期还是非常重视廉政工作的，建隆二年四月，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第二年就处死了一个贪官——商河县令李瑶。
后来宋代皇帝就一直坚持“高薪养廉”，但是从历史来看，这个制度可以说是失败的。在赵匡胤主政时期，因其严打此事，当时发生的案件数量为30多件。可到了宋代中期，腐败之风已经不可遏制，包拯曾指出当时官场上“黩货暴政十有六七”。
到了宋代后期，官场上更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在徽宗时期朝政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出现了蔡京、高俅等“六贼”，令的官场黑吃黑形成了规模化，史书称之为“货赂公行，莫之能禁”。
为什么宋代高薪却没能养出“廉”呢？
首先，是因为宋代的俸禄体系不合理。在宋代，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巨大，高官的俸禄远高于基层官员，而且当时普遍还有一官多职的现象，每个职位都能领取一份工资，导致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加，实际上宋代基层官员的收入并不高。
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朝代，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也很高，根据《宋史》记载，一些低级官员的收入几乎都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低级官员用“贪赃枉法”来“维持生活”几乎是必然。
另外，在“吏禄法”颁布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吃上“皇粮”，就以贿赂官员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宋代开国之时，每个官员聘请的公吏是有定数的，但“吏禄法”颁布之后，公吏人数急剧膨胀，据记载，神宗时期，全国有公吏1.1万人，达到了太宗时的十倍有余，这无疑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到了宋代后期，全国征收的钱粮已经不足支付官吏工资，全靠吃“老本”维持，到了大观年间，朝廷连官吏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官吏们的贪腐自然是愈演愈烈。
其次，宋代在廉政问题上执法不严。我们知道，香港的廉洁不是高薪“养”出来的，而是靠廉政公署的严格执法“管”出来的。人心不足，只有“高薪”而没有严格的执法手段，只会令官员们萌生攫取更多金钱的额欲望。
前面说过，在建国初期，宋太祖十分重视此类问题，在《宋刑统》中对于此类问题也有着十分严苛的惩罚，甚至宋太祖还规定，受贿的官员不在朝廷大赦之列。然而虽然是有法可依，但由于各级官员执法不严，为了各种“关系”“面子”对贪官污吏进行轻判，严苛的刑罚成了“一纸空文”。
不仅宋代的官员们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执法不严，即使是皇帝自己，为了标榜他的“仁义”和收买人心，最终也会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们网开一面。因而，最终宋代的官员们都是“责罚未几，遇赦复叙，故态复作”。
尽管宋代还有如包拯这样公正廉洁、严格执法的清官，但以一人之力到底无法扭转整个朝廷的风气。没有完善制度、严格执法之下的“高薪养廉”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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