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期间，曾经千方百计保护了溥仪，使之未遭揪斗*。然而，周总理却没有能力阻止病魔对他的袭击，最终，溥仪还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生命。 1962年5月中旬，即溥仪自由选择配偶、建立幸福家庭后两周，肾癌的先兆——轻微的血尿现象已经出现了。但尚未引庆宴起重视，经中医大夫诊断为“膀胱热”，未慎差悄能早期发现癌细胞。 后来，溥仪再次出现了血尿现象，经西医检查，大夫认为是“前列腺炎”，未能及时发现这是癌症病变。病魔自此缠身。 周恩来总理接溥仪去陪同会见外宾，发现溥仪已经住院。周总理亲自用电话通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一定要把溥仪的疾病治好。”不久，溥仪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恶性膀胱瘤，并做了手术。 以后，溥仪的身体每况愈下，恶性肿瘤多次复发，又一次次住院，做了多次手术。中央*部和全国政协都十分关心溥仪的病情，多次派人到医院看望。 在溥仪住院期间，总理办公室的童小鹏主任、宋希濂夫妇、杨伯涛夫妇以及杜聿明、郑庭笈、周振强以及沈醉等文史专员，都曾多次到病房探视溥仪。 七叔载涛、溥杰夫妇，以及溥仪的妹妹、妹夫们更是时常来院探望。夫人李淑贤则随侍在侧，几乎是片刻不离。所有这些使病中的溥仪感到格外温暖、无比慰藉。一种幸福感，超越小家庭的幸福之感，在溥仪心中油然产生。 恶性肿瘤还在溥仪体内继续发展，病情加重，但是治疗却不断受到干扰，很不顺利。“*”这场*在全国越演越烈。 附近的高音喇叭也昼夜狂叫，溥仪夫妇一直是在喧闹、惊慌，甚至是在一种永无休止的混乱中过日子的。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时已经换成“反帝医院”的招牌，派性“内战”普遍发生，溥仪住高干病房这件事也成了协和医院两派斗争的焦点之一，“造反派”扬言要驱除掉溥仪。李淑贤连夜跑去找溥杰。溥杰很快向政协领导汇报，政协领导又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为此亲自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明确指示：应允许溥仪继续住高干病房，并给以悉心护理和认真治疗。 协和医院宽渣发出了致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和全国政协的《关于溥仪病情的报告》。周恩来看了报告以后，指示全国政协的领导人，要一面与协和医院商量具体的治疗方案，一面给溥仪送去温暖与关怀。 到了1967年9月末，病入膏肓的溥仪，已经使任何名医都回春乏术了。渐渐地，一个平时极端爱护妻子的丈夫，由于沉疴在身，生活不能自理，连洗脸、洗脚、穿衣也要由李淑贤服侍了。 溥仪半靠在高高的枕头旁，紧紧拉住妻子李淑贤的手不放。 “我心里十分明白，我就快要离开人世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愿和你讲这件事，是怕伤你的心，我的病本是难以治愈的绝症。我曾对你讲，现在科学发达了，能治好我的病，这样说说不过是为了安慰你，我早已知道，这身上的病是不会好了。” “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新中国的公民。归宿还是好的。现在总算走到了尽头……我所挂念的是：第一条，我对不起党。把我改造成一个新人很不容易。在别的国家，一个封建君主变成公民，是很难办到的。中国共产党改造了我这样一个人，可是我却没有给党做什么工作。第二条，我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你体弱多病，我又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可怎么生活？现在又是‘*’，谁能管你的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事情呀！” 李淑贤忍着泪水安慰溥仪：“你不用发愁，慢慢养病吧！等你稍微好些，咱们就一块儿去逛北海、颐和园。”溥仪正在一分一秒地接近生命的终点。 最后的夜晚终于到来了。溥仪躺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已经昏沉沉地睡了若干个小时；守候着的亲友们都在盼望着他能睁一睁眼睛。 晚10点左右，溥仪的两只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又开口说话了，似乎头脑十分清醒。前来探望的范汉杰和李以劻已在床边静静地守候了一个多钟点。这时，范汉杰看着溥仪的脸问道：“老溥，你还认得我吗？” “认得，你是范汉老。”溥仪毫不犹疑地回答说，口齿相当清楚。 这时候李以劻插嘴说：“我们来看你，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还要赶末班车回去。现在我们该走了，你好好休养吧！” 可是，溥仪急忙摆手，并且对李以劻说：“老李，你先别走，一定等我二弟来。”停了一会儿，溥仪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几乎是在呼喊：“快，赶快去找孟大夫，孟大夫不来，你们不要走……”孟大夫是人民医院泌尿科的主治大夫，一直负责溥仪的医疗工作。老范和老李开始注意到溥仪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使人怜悯的、十分痛苦的表情。 接着溥仪用一种虽然微弱，却极为清晰的声音继续说道：“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你们救救我吧，赶快去找孟大夫……”李以劻立刻去找来了孟大夫，只见溥仪一把抓住了孟大夫的手，不住口地重复着：“救救我！我要给国家做事，快救救我！我要给国家做事呀……” “你不要害怕，你的病慢慢就会好的。你还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情的。”孟大夫的安慰见效了，溥仪高兴起来，脸上掠过一丝天真的微笑。 然而，安慰毕竟是安慰，等溥仪又平静地睡去时，孟大夫悄悄地告诉老范和老李：“溥仪先生过不去今天晚上了，你们方才看到他很清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现象。” 末班车的时间逼近了。老范和老李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溥仪的病床。临去前，两人还特意为溥仪盖了盖被子。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溥仪，使朋友们感到心酸难受。 睡去的溥仪从此就没有醒转过来。悲戚如痴的李淑贤一直紧挨着丈夫的身体守着他。两位在溥仪家工作过的保姆，也红着眼圈坐着。三妹韫颖的孩子宗光在病床旁边低泣。 就在溥仪停止呼吸前几分钟，二弟溥杰闻讯赶到。一两分钟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呼出一口长气之后，安详地与世长辞了。至此，李淑贤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巨大悲痛，伏在丈夫的遗体上放声大哭起来。时间是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 (编辑：梦华) 文章摘自 《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 作者：王庆祥 张临平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爱新觉罗·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补充说明：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1964年4月11日，杜鹃刚刚绽蕾开花的井冈山，迎来了溥仪为团长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参观团的成员们，都是过去赫赫有名的人物——任过国民党战区司令、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还有声名仅次于戴笠的康泽、沈醉诸人。 下午将近5时，豪华客车在井冈山宾馆门口停住。参观团的成员纷纷下车，举目眺望沐浴在落日余辉中的山城。汽车在驶入茨坪时，人们就对一晃而过的树木、房屋指指点点，议论不已。 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不久前荣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溥仪，望着远处绵亘不断的高峰和插云的群山，近处掩映在树木中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大着嗓门激动地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过去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偏偏选择这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溥仪这段感慨性讲话，引起了团员们的兴趣，连溥杰也从车旁走过来。范汉杰好奇地发问：“您给大家说说，到底悟出了什么道理？” 溥仪如有所悟地点点头，指着那些青砖红瓦的楼房，说道：“你们看，原来这儿有那么多的房子可以供红军使用，难怪毛主席要到这儿来。” 溥仪话语方落，文史专员们多数人掩口而笑，也有人摇着头轻声嘟噜着。陪同参观的江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对溥仪解释说：“这些高楼大厦，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专门给来参观的中外宾客居住。过去这里是深山穷沟，只有十几户老百姓的泥墙屋，杉皮房。” 溥杰也忍不住带着几分抱怨：“您也不看看，这些楼房都是新的嘛。” 这时分的溥仪，也不见什么尴尬的神色，只是略有不好意思地回答：“这么说，是我搞错了。” 这天晚上，在宾馆的二楼中厅休息室，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吕云松，向参观团介绍了井冈山的斗争历史，还讲到了茨坪的情况：这里方圆百里崇山峻岭，产谷不满万担，人口不满两千，朱毛红军在群众腾出来的杂房居住，或以门板当床，或睡稻草地铺，盖着薄薄的线毯；官兵们都是脚穿草鞋，身穿单衣；同在一个盆子里吃红米饭、野菜汤，而且缺油少盐…… 吕云松结束介绍，又是溥仪头一个发表感想：“哦，我明白了，毛主席和红军在井冈山是很艰苦的，根本没有楼房可住。” 参观博物馆的良深感慨 4月12日，参观团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该馆始建于1958年10月，翌年国庆节开馆，珍藏着一批反映当年斗争历史的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溥仪对“朱德的扁担”很感兴趣，他听完讲解员的介绍，以疑惑的口吻发出提问：“这真是朱总司令挑过粮的扁担吗？”讲解员以肯定的语气作答：“一点没错，是朱总司令用过的。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是红四军的军长，军政事务很忙，大家劝他不要爬山过坳挑粮，可劝不住，只好把他的扁担‘偷’去藏起来。而朱老总又找来一根，在上面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这样，大伙就不好再‘偷’他的扁担了。” 文史专员们都深为朱德与战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所感动。可是谁也没想到，溥仪先是两眼向上望看天花板，尔后天真地发问：“我在北京怎么没有看见朱总司令挑粮？” 众人听了这一提问，又是摇头而笑。宋希濂解释说：“现在在北京还用得上朱总司令挑粮？那时候是打仗的艰苦岁月。山上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到山下去挑，朱老总是以身作则带头挑粮。您没有看见板面上写的——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 溥仪听后长长地吟哦一声，有所领悟地说：“朱总司令真是伟大！” 就在“朱德的扁担”板面旁边，陈列着《红米饭》、《干稻草》两首红色歌谣。溥仪见了，口里念念有声，然后抄录在本子上，点着头自言自语：“好！非常好！” 在参观第三陈列室时，溥仪站在反映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的板面跟前，驻足长望。讲解员对两位“山大王”竭尽全力支持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介绍，让他骤然引发了心头的万千思绪。他凝视着袁、王的照片，良久，对陪同在侧的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庄重沉缓地说：“如果说我是末代皇帝，袁文才、王佐就是末代绿林。还是共产党伟大呀——把末代绿林、末代皇帝都改造过来了！” 溥仪的这番话，无疑令大家为之惊讶，觉得“溥皇帝”这才说了有见地有水平的话，无不点头赞赏。省政协文史委主任自语般地重复“末代绿林”几字，感到新鲜而贴切，连连颔首，以示赞同。 黄洋界赋诗 第三天，溥仪一行由吕云松陪同参观黄洋界。黄洋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是井冈山军事堡垒外围最为险峻的哨口。站在这里放眼望去，但见群峰巍列，接天连云，山窝里壑深谷幽，林海翻滚，风景极为壮观。参观团登上界顶，来到“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的山头，观看镌刻着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诗词的碑座。溥仪念念有声地朗读了这首词，然后弯腰低首，庄严地行了一个致敬礼。 熟悉井冈山斗争资料的吕云松，很有表达口才，向众人介绍保卫战的概况：1928年8月30日，湘敌四个团向哨口发起攻击，不足一个营的守山红军，在大小五井、茅坪、大陇等地数千武装农民的配合下，以檑木滚石、松树炮、竹钉阵为武器，接连打退敌人的三次猛攻。最后，从军械处抬来一门修好的迫击炮，一发炮弹打在敌人的团部。敌军以为红军大队业已回山，连夜拔营逃去。毛泽东率领红军大队在回师的路上闻知保卫战的捷音，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首词。 溥仪听完介绍后，激动地走到吕云松面前，一边同他握手，一边说：“你介绍得很感人，谢谢你！”接着，他转过身踱了几步，稍稍思索，对众人而道：“溥仪不才，愿献诗一首，请诸位雅正。”他的双眼闪烁着亮亮的光彩，口里富有韵味地吟诵起来： 到处红旗噪妇孺， 粟浮沧海放心孤。 炮声怒吼黄洋界， 白匪平明一个无。 千点红旗四面山， 万夫颠顿妇孺关。 梭镖木石成天险， 骄敌宵遁指顾间。 溥仪一气吟完，脸露微笑看着大家。 溥仪颇为敏捷的诗才和抑扬顿挫的吟诵，博得众人的鼓掌。 “不可与毛主席平起平坐” 溥仪一行从黄洋界驱车而下，来到大井参观毛主席旧居。这处九排的土木结构瓦房，外墙全部粉着石灰，颇有几分恢宏壮观。讲解员介绍说：房子原为一名广东木材老板所建，曾经成了王佐绿林队伍的营地。当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荆竹山过来，王佐就派人把部队迎到这儿休息。同时，红四军军部、红军医务所、大井乡工农兵政府均设在内中。国民党军队1929年2月初攻占井冈山，对这栋“红军窝”四面点火，烧得只剩下一堵二丈多长的残墙，现在的房子是1961年在原基础上按旧貌复建的。 溥仪他们在屋内穿过四个天井、九排厢房，参观完所有的旧址，随讲解员来到屋外的大晒坪。讲解员指着一块小方桌大的石头介绍说：当年毛委员经常坐在石头上读书看报，思考问题，因而被人称为“读书石”。 溥仪原以为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听了介绍，才知道石头有不凡的来历，登时肃然起敬，弯下腰两手像托着圣物那样轻轻地抚摸着。杜聿明见他一副充满深情的虔诚神态，便说：“您不妨上去坐一下。”溥仪听了连忙说：“呃，我怎么敢像毛主席一样坐上去呢？”讲解员想笑不好笑，解释说：“石头坐也坐不坏的，参观的人都要上去坐一坐。”吕云松馆长也说：“坐了能沾上毛主席的‘仙气’呢。”溥仪稍稍犹豫，认真地说：“别人归别人，我……我不能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平时善于活跃气氛的沈醉，以诙谐语气说道：“您不是皇帝老子吗？”溥仪听到这儿，连连摇头摆手，有些慌张地说：“可不能这么说，我算什么皇帝老子呢？只有毛主席，才、才是英明领袖呀！”众人看见他这副发急的样子，忍不住善意地笑了。“亲王”溥杰手指兄长说：“同你开玩笑哩。” “呃，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溥仪依旧那么严肃，他的一本正经更把众人逗乐了。 溥仪的井冈山之行，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心灵上受到一种过去所没有的启迪和教育。回到北京，他以书面方式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思想上的收获和体会，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这次在井冈山的参观访问，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条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是多么正确、伟大！”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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