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斯大林决定创作一首能激励民心的新国歌，取代原来的《国际歌》，在苏联各地展开了征集新国歌词曲的工作。当时参赛的有40位诗人和165位作曲家，作品总数将近500首。最终，苏联著名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及其好友加博（加布里埃尔•乌列克良）成为苏联新国歌的词作者。俄罗斯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披露了米哈尔科夫和加博参与新国歌创作的经过。 “梦里”写出新国歌 1943年夏，米哈尔科夫与老朋友加博从前线返回莫斯科休整。一天，两人在餐馆吃饭时遇见了一群诗人，其中一人告诉米哈尔科夫，上级决定创作苏联新国歌，并将征集最佳歌词，所有音乐人都将请到。当时米哈尔科夫还抱怨为什么没有邀请自己。次日凌晨，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把米哈尔科夫从睡梦中叫醒。出现在门口的加博说：“我做了一个梦，说我们俩成了国歌的作者!我还写了几句词儿，是在梦里想出来的！”加博递过来一张宾馆的账单，上面写着：“伟大的俄罗斯，各民族友谊……”这让米哈尔科夫心头一动：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于是，他们找来苏联宪法作歌词的参考，并把收音机经常播放的《布尔什维克党歌》的第一段作为国歌的基准，开始了创作，由米哈尔科夫编词，加博进行补充润色。不久，他们就创作了名为《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歌词。他们将完成的歌词上报给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领导的高级委员会，当时，所有送选词曲都由该委员会进行筛选，每周都在苏联大剧院贝多芬大厅进行审定试听。 为执行军事任务，米哈尔科夫和加博又赶回前线。1943年秋，他们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去克里姆林宫见伏罗希洛夫元帅。两人马上从前线飞回莫斯科，面见伏罗希洛夫元帅。一见面，伏罗希洛夫就说：“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了你们的歌词！我们今后将一起工作。”在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铅印红皮书，里面汇集了全部苏联国歌备选稿。在这本书的第83页，印有他们创作的歌词，上面还有斯大林的批注。 深夜面见斯大林 1943年10月28日，《斯大林雄鹰报》总编莫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立即去见斯大林。一辆“林肯”汽车将他们接进了克里姆林宫。当这两名靴子肮脏的少校和大尉走进斯大林的会客厅时，在座的人无不惊讶地看着他们。会客厅的墙上悬挂着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画像，屋子中间摆着张长条会议桌。在右边稍远的茶几上，放着几个五颜六色的电话机。在会议桌前，坐着几位神情庄重沉默不语的“活雕塑”，他们是莫洛托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22时30分，斯大林走进会客厅。他将修改后的歌词交给两位作者说：“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反对意见？主要是要保留这些想法。这样可以吗？”米哈尔科夫答道：“能不能让我们想一想，明天再答复？”斯大林请他们坐到桌边说：“不行，我们今天就要。”但严肃紧张的气氛使他们无法安心工作，斯大林看出来后便问道：“怎么，在这里工作不方便？那给你们换个地方。” 两人随即被领到旁边的屋子，并送来了热茶和夹肉三明治。歌词的第三段读起来与前面的有些不合拍，但他们以前写过许多四行诗。这帮助他们很快地解决了问题。经过反复斟酌，两人觉得万无一失，才回到会客厅。修改后的歌词获得了斯大林及其他人的最终确定，然后被交给了著名音乐家亚历山德罗夫指挥的艺术团，肖斯塔科维奇和哈恰图良为其谱了曲。另外，进入最后角逐配乐的还有亚历山德罗夫的《布尔什维克党歌》音乐。 新年奏响新国歌 不久，新国歌最后定稿的日子到了。两位词作者也被请到莫斯科大剧院，斯大林及政治局委员们坐在包厢内。大剧院交响乐团负责演奏，由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演唱。为了对比，乐队先是一首接一首地演奏了外国国歌以及俄国老国歌。在米哈尔科夫和加博作词、肖斯塔科维奇和哈恰图良谱曲的国歌演奏完后，又用带新副歌的歌词配《布尔什维克党歌》音乐进行了演唱。经过政治局委员们反复推敲，最后一个方案被批准了。就这样，苏联新国歌诞生了，它是米哈尔科夫和加博的歌词与《布尔什维克党歌》音乐的完美结合。 两位作者被请到休息室，在场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人，亚历山德罗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也在。斯大林一手拉着米哈尔科夫，一手拉着加博，高兴地说：“我们通过了新国歌，这是件大事。亚历山德罗夫创作了《布尔什维克党歌》音乐，是最适合苏联国歌的。”接着，斯大林转向肖斯塔科维奇说：“您的音乐旋律非常优美，但怎么办呢，亚历山德罗夫的旋律更庄严、更合适。这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歌，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强大和必胜的信念。” 1944年1月1日，“全苏广播电台”奏响了苏联新国歌。在苏联军队不断发动反攻，解放被德国法西斯占领领土的形势下，新国歌向苏联人民发出了强有力的召唤。▲ 肖斯塔科维奇：斯大林让我为国歌谱曲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 叶琼芳译 卫国战争时，当局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一是歌词不合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二是《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怎能用来做国歌呢？因此，他们匆忙地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 斯大林命令由哈恰图良和我合写一首国歌。这个主意愚蠢之至。 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不管怎样，我们终于把两支国歌合成了一首堪称艺术之奇的曲子。 旋律是我的，副歌是他的。在配器上我们差一点吵起来。要把两个人的配器捏在一起本来就是蠢事。要么用他的，要么用我的，那就会快一些，要是只由一个人去写，签上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更快当。但我们两人谁都不愿意干。 我想起当年我和姐妹们都想逃避家务事的时候常玩的猜枚游戏。我叫哈恰图良猜我的哪只手里握着一根火柴棍。哈恰图良猜对了，我只好写配器。共有5首曲子参加决赛：亚历山德罗夫一首，格鲁吉亚作曲家伊奥纳·杜斯基亚一首，哈恰图良一首，我一首，哈恰图良和我合作的一首。亚历山德罗夫写的那首当时叫《党歌》。斯大林让他们用慢一些的速度唱——像颂歌那样。听完后，斯大林说它是“战舰般的歌”，还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布尔什维克党歌》。 评比继续进行。当台上的声响终于停止时，哈恰图良和我被引到包厢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就国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作了深刻讲话。那是典型的斯大林的陈词滥调，我连记都记不住。 突然，枯燥的谈话起了一个危险的转折，斯大林想要表现他很懂配器。显然有人向他报告过亚历山德罗夫的曲子不是他自己写的配器，而是由一个职业改编者写的。很多参加比赛的人也是这样做的，有好 几十首国歌的配器是出自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行家之手。在这一点上哈恰图良和我是光荣的少数，因为我们是自己写的配器。一开始，斯大林问亚历山德罗夫为什么他的歌改编得这么差。亚历山德罗夫做梦也没料到这个——与斯大林谈配器。“战舰般的歌”的作者脸色发紫，惊恐万分。可这也正是一个人暴露内心的时刻，亚历山德罗夫为了保护自己，把责任推给了改编者。斯大林对亚历山德罗夫凄惨的辩白感兴趣，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亚历山德罗夫愈发添油加醋起来。可怜的改编者成了一个破坏分子，他似乎有意把亚历山德罗夫的歌改编得乱七八糟。 我再也忍不住了，这种卑鄙的表演可能使改编者无缘无故地送命。于是我说，改编者是个优秀的专业工作者，责备他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对谈话中出现这个转折显然感到意外，不过至少他没有打断我的话。 斯大林问我们大家最喜爱哪首国歌，他也问了我。我决定不提我的那首和哈恰图良的那首以及我们合写的那首。亚历山德罗夫的歌我很不喜欢。这样，5首候选歌曲中只剩下一首了——伊奥纳·杜斯基亚的那一首。所以，我说这一首最好，但是我补充说它不容易记住，尽管杜斯基亚是格鲁吉亚人。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我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他问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我说5个小时。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这里改好，似乎不妥。所以 当我看到我的答复使斯大林很生气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 斯大林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肖斯塔科维奇居然说他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这再一次证明斯大林对作曲一无所知。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作曲，就不会对我的估计感到奇怪。哈恰图良和我落选了。哈恰图良后来怪我轻浮，他说假如我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胜了。也许他是对的。 最后，亚历山德罗夫的歌被宣布为国歌。但这首歌并不走运——歌词成问题了。在后来，让人们唱“斯大林培育了我们”成了蠢事，当局已经正式宣布他并没有培育任何人，相反倒是毁了千百万人。人们不再唱歌词，只哼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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