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战国时期的士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第一，礼贤下士。魏文侯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吕氏春秋·期贤》载："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魏文侯在这里提出了如何处理权势、财富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魏文侯不但不恃权、恃富鄙视一个穷知识分子，相反，路过段干木的家门都要扶轼，施以注目礼。这一举动在整个魏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有些君主为了获得智谋，对士人免去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如秦王对范睢，"敬执宾主之礼" 。邹衍"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 。魏公子平原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毛公、薛公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士的典型。虽然当时能得到免去君臣礼待遇的只有少数有名望的士人，但这种行动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以师相待。有些君主拜名士为师，屈执弟子之礼。如"魏文侯师子夏、田子方" 。齐宣王拜颜鉫为师 。孟子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在谋略、道德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君主应该到臣子门上讨教。《孟子·万章下》记载一段鲁缪公与子思的故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这里也是讲，以权势论，士人与君主为君臣关系；以德行而论，君主应以士为师。鲁缪公与士人交朋友，在孟子看来是属于对士人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吕氏春秋·劝学》讲："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君主尊士为师的举动和以士为师的理论，反映了一部分士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第三，平等以待。齐孟尝君是一位典型人物，《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有一次，"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战国策·齐策四》载：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
由于社会上形成了尊士之风，一些士常常高傲自处，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颜 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其中心论点是：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由此而得出士贵于君的结论。这一论点使齐宣王折服。在这种气氛下，有些名士凭借其知识、道德敢于藐视君主。孟子公开批评魏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 孟子还宣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齐高士王斗见齐宣王时公然声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宣王为了获得好士之名，"因趋而迎之于门" 。
为了把智能人物吸引到自己周围，君主和权贵开展了争取士人的活动。争士的方式很多，要之，不外官、爵、禄、奖、养。
官、爵、禄在一般情况下是三位一体的。墨子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必且富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又说："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授予爵位、蓄禄、政令是招纳贤士的"三本" 。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荀子·王制》中反复讲："好士"的基本手段是"富士"。齐国设稷下学宫，招纳天下之士，给予优厚的待遇。齐宣王对七十多位有名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 。孟子也很阔气，"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还曾许孟子如下条件："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 。燕昭王为了招纳天下之士，"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 。《管子·山权数》提出对士人要给予褒奖，如奖给田宅，"树表置高"(如同后世立牌坊之类)。
有名望的人
一般是都是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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