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经文士的改造与加工而渐趋成熟碧余，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住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婉约与豪放在这时已经出现分流的端倪。〈花间〉诸人除偶有山川羁旅之作外，皆流连光景，词风柔婉，为词奠定了婉约的基调。南唐以李煜为代表，国破前亦多靡靡之音，国破后则杂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渐有金石之音。 (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金石之音，这其实就是豪放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煜北掳后的一些作品，已开豪放派之先河。王国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的某些词，已的确让我们听到了豪放的声音。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等。 进入北宋后，柔婉之词风占主流。晏、欧、秦、柳诸人，可作为婉约一派的代表。而大文豪带有大英雄气的丛颂苏轼，自然不甘受此柔靡之风约束。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领域，扩展了词的体裁，也改变了词的风格。于是，他就成为北宋乃至后来豪放词派的杰出的代表。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的艺术的追求重于对词的意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许多词人以笔为刀枪、以词为号角，尽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把豪放词风推到了极致。但悔郑滚是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李清照在〈论词〉一文中简述了词的发展史，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第一次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提出了对词体豪放与婉约风格问题的思考。 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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