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弊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思——想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
1、究天人之际：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2、通古今之变：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这里涉及两种思想：
①历史进化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变法的政绩是“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秦为暴秦”，“无道秦”，“虎狼之秦”，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反映出一种厚今博古的租衫思想和一个历史家“通古今之变”的眼租型燃光。
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
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淮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
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作品出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出自《报任安书》（也叫《报任少卿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说明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相比“死节”之士，体现出一种进步的生死观。行文大量运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一气呵成，对偶、引用、夸张的修辞手法穿插其中，气势宏伟。这篇文章对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作背景】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作品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作品赏析】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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