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为了了解“夷情”，设立译馆，组织一批精通外文的人才，将“所得夷书，就地翻液笑译”，一时“海外图说毕集”，广州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林则徐也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林则徐等人如何和外国人打交道成为研究热点之一。相当一部分论文关注林则徐的翻译活动，以此探讨林则徐是如何“开眼看世界”和他看到的是怎样的世界。
冯祖贻透过《澳门新闻纸》的再探究，认为林则徐组织的翻译班子应以中国译员为主，为译文作夹注的应是译者；批阅者不容置疑的便是林则徐本人，批文反映了林则徐对中英交涉闹游含和战争即将爆发的关注；林则徐从外国报纸了解世界，不愧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派人采购、组织翻译、亲历批阅、抄集成册、指定传阅范围，这一流程相当科学，对今人有启发作用。
唐昉从翻译发起人的角度探讨林则徐在翻译史上的贡献，认为翻译发起人在通过翻译达成的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开拓性意识在日后之中国发展为一种社会推动的力量。林则徐发起翻译活动的远见卓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他的思想与行为居于同时代人的前列，不愧为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
黄晓佳、王永建从翻译赞助的目的切入，对林则徐主政广东期间的翻译赞助行为进行考察，认为林则徐的赞助目的因翻译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英刊翻译为“借以探访夷情”， 西籍翻译为“师敌长技以制敌”，外事翻译为“交涉与博弈”，三个不同的赞助翻译目的最后凝聚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终极赞助目标。
唐立鹏关注林则徐对西磨脊方国际法的引进及运用，指出：林则徐所引入的西方国际法内涵之丰富、所涉法律关系之广泛，远远超出人们的既往认知，涵括了近代国际法的许多重要法理和原则。
毫无疑问，首次把西方国际法引进到中国的是林则徐。林则徐将国际法运用到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外交实践中，首开近代公法外交之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晚清外交的新局面，其影响和意义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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