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民风彪悍，很多人都不懂法律法规，犯罪率非常高，作奸犯科者事件一年可达八十万起。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不能忍受这种民不聊生的日子，于是发动了新政策，那就是著名的83严打，83严打后，作案率明显下降，因为很多人都被处死。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即1983年严打，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多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1983年严打期间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4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社会治安情况开始明显好转。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分析。
但严打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威慑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犯罪规律。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就直线上升。“严打具有‘速效性’，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功效，把犯罪势头压下，主要在于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引发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汪明亮说，“但严打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严打只能针对严重犯罪，对轻微犯罪不能适用严打手段。”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该决定也影响了1996年的严打。1996年6月18日，《法制日报》刊载了一篇《凶犯六天伏法》的报道。报道称，吉林省高级法院及四平市中级法院依法从 重判处一名“在‘严打’中顶风作案、持刀行凶杀害民警”的犯罪分子。该犯田晓伟于5月13日行凶作案，5月19日在四平被执行枪决。从侦查、预审、起诉、 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到最后执行，7道程序总共用了6天时间。 对严打产生的问题，司法系统内部也有总结。比如当年的天津市有关部门就总结认为，“工作中也存在着应该纠正的问题，如对流氓罪定性不准，有的案件工作粗糙，个别区县院曾有不符合办案程序的做法和发生错案等。” 1983年严打之后，又有1996年、2001年两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记者检索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发现严打在近年的司法活动中也多次出现。时至今日，严打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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